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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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城镇及其他遗址城市考古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除洛阳、建康等都城遗址外,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及研究视角的拓宽,地区性城镇邑聚遗存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尤其区域考古调查方法的使用,使得一些重要遗址重见天日。柱先生在为高《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论文集的著序中,强调说明了帝陵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帝王陵墓与都城研究共同构成了古代都城“二元”文化的物化载体,研究帝王陵墓的制度,不啻是在研究地下的都城制度。马晓玲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入华粟特人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状况,梳理了2000年以来此项专题研究的总体发展态势和研究脉络,同时指出了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学术偏差(马晓玲《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3期)。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情况非常复杂,一前一后各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时期,前者秦汉王朝时期,奠定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王朝格局;后者隋唐帝国时期,铸就了以中国为核心、华夏文明为传统的东亚秩序文明圈。三国魏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情况非常复杂,一前一后各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时期,前者秦汉王朝时期,奠定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王朝格局;后者隋唐帝国时期,铸就了以中国为核心、华夏文明为传统的东亚秩序文明圈。三国魏晋南北朝夹在两个大统一帝国时期之间,处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战争与时期。这一时期中原扰攘、神州芜秽,历史事件千头万绪,文化面貌多元杂糅,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在东亚的核心地带相互融合、碰撞、裂变。战乱造口大面积、大范围地移动,晋室衣冠南渡、胡族逐鹿中原、西域教纷至沓来,直接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万千星斗竞相辉映的局面。

  2015年,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著。中原地区的大型遗址,作为都城的不同时间段的帝国核心,有着学术价值可观的重要发现;一般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开花,卓然;在边陲地区,跨文化地域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素材。

  研究方面的收获,主要体现在对以往构建理论的不断探索和深化,使之进一步丰富或改进。第一,在都城考古方面,都城制度的研究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逐步对以往的认识有所调整、纠正或者重新定义。第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与其社会一样正处在一个变革时期,自俞伟超先生提出“晋制”说以来,学界多承其衣钵,在材料逐步丰富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尤其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晋制”理论的内涵,以齐东方先生为代表,对其理论在更深层次进行阐发。第三,社会在动荡、文化在碰撞、思想在激荡,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重要特色,以丝绸之为代表的文化交流研究显著增加,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东亚,乃至与中亚、欧洲腹心地带的比较。第四,有别于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考古有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墓志研究,作为一大亮点其研究逐步深入,从原有的经史互补的研究习惯中逐步突破出来,谱牒世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墓志研究不再满足于两重法的研究现状,开始向史学史方面挺进。第五,与其他领域一致,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也大量引进了各种科技手段,技术考古在其中多有贡献,诞生了一大批喜人的。

  从年代上讲,三国魏晋南北朝自曹丕禅汉代魏开始,至北周覆亡隋朝建立,凡361年。其间累计建立29个,不同等级的都城遗址分布在不同区域。北方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不约而同地彰显其国统正朔之,这个时期进入一个蔚为壮观的造城运动时期。都城制度在这场运动中不断地被探索、被定型,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城考古将是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的一个重要节点。

  2015年度出版的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中,徐苹芳先生强调了古代城市考古学与古代史之间密切的关系。而城市考古中最重要的环节,则是都城遗址的考古。

  在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发掘的基础上,北魏宫城太极东堂遗址又有新的发现,明确了东堂殿基的规模范围、形制布局、建筑时代以及其与主殿太极殿的关系。此次发现与之前发掘的太极殿主殿台基,共同构成了魏晋至北魏宫城中最核心的宫室建筑群,确定了太极殿主殿与太极东、西堂东西并列三殿的总体格局,完善了对该建筑群建造与沿用时代的整体认识。太极殿主殿与东堂台基的时代序列大致相当,其始建年代均可上溯至三国曹魏时期;迨至北魏沿用其主体格局,并有所改建;北魏之后,洛阳城顿成废墟,到北周宣帝时期,对该建筑群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但据发掘情况结合文献记载,此次改建并没有完成。综合分析,太极殿及太极东堂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汉魏洛阳城的宫城形制演变和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太极东堂遗址》,《考古》10期)。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太极殿,其主殿与东西堂东西并列的形制布局,以及太极殿为大朝、太极东堂为常朝的宫室制度,均创始于曹魏时期,影响了后世诸朝的样式和形制;从太极殿的发掘收获,再回溯到此前十余年该城宫城南区的考古工作,基本上确定了曹魏至北魏以宫城南门阊阖门为起点、经由二号和三号宫门至太极殿的宫城轴线,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都城的单一宫城形制和“五门三朝”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基础资料。

  以往对北魏洛阳外郭城里坊曾有过较多复原研究,郑君雷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再次进行了探讨,主要从坊里、道里、营建里几个概念的尺度出发,对目前郭城东西墙复原中的问题进行了辨析,由此进一步厘定了东郭城以及建春门诸石桥的关系,同时认为南郭城过洛河存在有规划的里坊,记载的320坊当为规划数,而220里则是实有里坊数(郑君雷《北魏洛阳外郭城复原研究的初步检讨》,载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