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为啥被称为“”?你知道吗

[field:click/]次浏览 已收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的“”。在此期间,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持续不断的族群侵并、倾覆,频繁的人口迁徙和灾难;只有西晋短短36年,勉强算是名义上的“统一”,但其内部冲突和争斗亦极为惨烈。长达400余年的时间里,多重矛盾交错并织,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历史漩涡”,素为治史者所慨叹。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秦汉旧秩序的期,又是隋唐新生机的孕育期。贯穿于两个过程之中并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因素,就是世族与国家关系及其交互作用机制。

  魏晋南北朝历史,是秦汉秩序的产物。其起点,可追溯到公元184年的汉末黄巾大起义。这场起义既是东汉末年乱局的开端,也是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一方面,东汉末期的皇权不振和宦官、外戚等“寄生”生长,导致国家治理中枢衰朽不堪;另一方面,士族豪门持续扩张,形成了累世公卿和累世的垄断。

  特别是,东汉豪族大量占田、匿户等,导致严重的分化和社会不公,也使得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不断流失,导致国家经济能力持续下降。加上地方治理失效、频繁的水旱灾害,继而形成大规模的流民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的不断累积,造成国家治理结构性失调和系统紊乱,最终激起民变。由此,引发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百姓失所,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魏晋南北朝历史变局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这样倒下了。

  黄巾起义后,不同的地方,或以强化能力为目标,或以强调世族主导利益为导向。最终,曹操集团以“唯才是举”的策略,广泛吸纳各阶层人才,并通过屯田制等有效组织手段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击败了以世家大族为依托的袁氏集团,统一了黄河流域,进而在魏蜀吴三国竞争中逐渐胜出。

  曹魏后期,司马氏通过与当朝世族大姓联姻或结盟的方式,获取大姓的支持,同时暗中培养军中,以手段。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家归晋,版图恢复了初步的统一。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氏及其亲附的世家大族互为依托、相互利用的结果。这次短暂的统一,可看成东汉的“回光返照”。但东汉末期国家治理的深层结构矛盾,一个也没有减少,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一方面,为回报世族大姓和亲附,西晋王朝对曹魏以来推行的“九品制”加以,垄断选举制度,将品级与世族门爵的高低挂钩。同时,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并通过占田制等制度安排,承认世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和既得利益。

  由此,进一步强化皇族及名门望族中的垄断,使世族进一步固化,极大地助长了贪暴恣肆和奢侈风气,为门阀恶性演变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吸收曹魏失权的教训,推行州郡解兵措施,裁撤郡队,同时大封同姓子弟为藩王,并鼓励藩王出镇领兵,以拱卫皇族,导致郡国守备薄弱,地方控制力下降。而诸侯藩王有领,无形中为内争埋下了伏笔。

  西晋者的短视,在王朝中枢安排方面也有体现。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人晋惠帝,天生憨痴,无力治理朝政。当时“天下荒饥,百姓多饿死”,晋惠帝闻之,竟问臣下:“何不食肉糜?”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素有干政野心,最后竟然藩王作乱,引发室、外戚之间的,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持续16年之久,室诸王相互杀伐,人民失所,经济社会遭到严重。最终,诸王相继败亡,西晋国力也被严重透支,处于边缘。时人所谓:“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西晋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为多个胡、汉割据控制。南方地区,经永嘉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的中土世家大族的扶持下,定都建康,是为东晋元帝。

  东晋王朝,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江南吴地士族的联合。其结构,是弱皇权与强族的“弱平衡”模式。一方面,司马睿以支裔藩王身份而据大统,资历浅,低,影响力也弱,需要依仗南渡的北方世族豪门支持。

  另一方面,南渡的世族则需借助皇室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才能维持门第和家族利益。因此,司马睿是名义上的天子,但南迁的北方世族门阀才是东晋局势的实际掌控者。东晋建国初期,皇室最仰仗的是琅琊王氏。其中,王导在内主持朝政,司马睿称其为“仲父”,王敦在外统领军务,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族门阀主政的情势下,东晋皇族一方面要依靠南迁世族的支持,才能维持偏安;另一方面,东晋又以“共主”身份,居间制衡和调整世族之间的内部矛盾。

  至于南方吴地的本土世族,虽不能参与朝中枢机,却在当地经营多年,拥有一定的地方影响力,是需要安抚和团结的对象。它们也通过承认东晋皇权的性,换取朝廷对其自身利益和地位的认可。

  东晋时期,是世族的“繁荣期”。世族门阀地位优渥,在、经济上都拥有很大的。它们借用晋室的名义,占地封山,以致资财巨万、园宅广阔、奴僮数千。

  同时,垄断选举,以致形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的局面。门阀子弟凭借门第和出身,初入即是四品、五品;所任,也多是职闲廪重、地望清美的“清职”,进而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为了维持门第的优越性,世族高门之间往往互为婚姻,且不与寒门子弟通婚,导致阶层封闭和固化。他们还看不起出身寒门者,“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

  此外,门阀子弟多以清高为标榜,俗务,崇尚雅言清淡,追求放逸、。这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文学艺术的进步和繁荣,但也使得高门世族习惯了优越舒服的日子,日渐糜烂。

  东晋末年,起于寒门的士人子弟逐渐在军队及实务部门掌握实权。最终,握有的刘裕即位,国号宋,东晋,由此了南朝政局。南朝,先后有刘宋、萧齐、萧梁和南陈,多为禁军首领所建。

  鉴于东晋王室孤微、门阀势盛的教训,南朝为皇权和制衡高门世族,往往以室子弟掌握,守为外藩。但皇室与外藩诸王之间,多有猜忌,常起冲突,以致骨肉相残,政局更迭,各朝维持的时间都不甚长。

  在中枢部门,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带动了寒门的崛起;南朝门阀大族,大多尸位素餐,日渐没落,但其门第地位和生活风尚的影响仍在。寒门人士想跻身世族,仍然往往难得其门而入。

  对南朝世族最终造成沉重打击的,是“侯景之乱”和西魏宇文泰攻占江陵事件。“侯景之乱”期间,建康及附近地区的士族子弟被杀、饿死者无数,“中原冠带……至是,在都者略尽”。

  宇文泰占领江陵,俘虏南方衣冠士族数万口,驱入长安为奴婢,对南朝世族子弟再次予以重击。等到隋灭陈、统一全国时,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世族已全然寂落无闻。

  西晋解体后,北方黄河流域陷入长期的混乱割据局面。涌入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以及边地的汉人,建立了若干地方。北魏史学家崔鸿《十六国春秋》记载了其中16个国家的情况,故这一时期又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复杂、繁乱。

  大致而言,多数为胡人所建,少数为边地汉人所建。这些地方性割据初建时,性不足,或者奉前代王朝为正朔,或者遥遵东晋天子,在名义上向晋室称臣。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与南朝争夺天下正统,由孝文帝推行:一方面,大力推行均田令、三长制,强化北魏国家的经济汲取和社会控制能力,极大地改变了北方社会基层结构;另一方面,迁都洛阳,在鲜卑贵族中推行改汉服、用汉姓、习汉语、与汉族通婚等措施,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

  此外,任用南朝逃亡过来的世族王肃,主持改定郊祀庙之礼,改定官制和律令,在国家治理结构、意识形态及庙礼仪等方面进一步向南朝看齐。这些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北魏国家的基础能力,优化了治理结构,极大地推进了北魏的国家化进程。

  孝文帝去世后,北魏国家的汉化进程一度出现波折,后来,北魏为东魏、西魏,进而转为北齐、北周。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趋势,仍进一步向深层发展。北周宇文氏,依托关中地区的汉族士人,以《周礼》为蓝本,构建国家治理新体制;同时,大力推行府兵制,吸收汉人并赐鲜卑姓氏,让其加入府兵,促进了北方胡汉民族的交融,使社会形态得到新的熔铸,实现了从“部族国家”向“成熟国家”的历史跃迁,为隋唐帝国的最终统一,准备了制度上、组织上、文化上的条件。